4月03日，《光明日报》刊登——　　　　　　　　　　　　　　

　古老山西方言，语言演化的“活化石”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我们沟通情感、传承文化的纽带，也是归乡游子认祖寻根的名片。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消磨、消失，有目共睹。某种动物的消失是生物链的缺损，某种方言的消失将是文化链的缺损。因此，科学地研究保存方言，已上升为国家行为。

　　　　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工作。作为首批启动该工程的四个省份之一，山西省于2015年12月30日完成了10个县市的方言调查摄录工作并通过了专家验收。

　　　　在近30年的调查研究中，我们深深感到，山西方言作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上的一支古老方言，无论就其形成的历史，还是所保留的古代语言、古代文化成分，在汉语发展史、文明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

　　　　深厚的人文历史、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山西方言在北方话中卓然而立，源远流长。据载，晋国为周武王少子唐叔虞的封地。春秋前后，晋国兼并了约20个国家，成为中原霸主，所占疆域大致涵盖了今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地区（这一地区学术界称其为“晋语区”，“晋语区”比“山西方言区”涵盖面大）。晋语区中的大包片（大同—包头片）和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片）则是后来形成的，与清初山西北部的人为求生计“走西口”“下云中”密不可分。

　　　　“恒山峙其北，大河绕其南，四塞襟之，五原控之”，“眺览其间，左山右河之势自若也，襟塞控原之腾自若也”。《山西通志》中的这些记载足见山西地理位置之闭塞。巍峨的太行山，古老的黄河，以及山西南部的太岳山脉、中条山脉均为天然屏障，使外界向山西移民的吸引力不大，从而抵挡住了处于强势的北京官话的西进与中原官话的北上，山西方言也因此很少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而保持其独特性。

　　　　山西方言保存着大量古代汉语词，它们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内涵，这是了解、研究汉语史、文化史、民族史的可贵资料。

　　　　比如：山西晋中、晋南方言将“水”可读成fu/fei/shui等形式，读shui明显是普通话的层次，读fei是南部古政治中心长安话的层次，读fu才是当地最“土”的层次，据考，古代书母字（即审母三等字）读f在元代已有记载。

　　　　再如：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信史记载欠缺，从方言和地方文化方面考证，不失为一种新思路。山东平邑县一带有唇齿塞擦音，周围均没有，而山西晋南方言有，县志也记载是从山西移民过去的。

　　　　可见，方言读音有助于了解山西移民外迁和方言扩散的历史。

　　　　当然，山西方言在历史上也受到过历代外来民族语言的影响，主要是与阿尔泰语系语言产生融合和相互影响。如：晋南有的方言将“嫡亲”说成“节儿”“胞儿”，即“节亲”“胞亲”，这种说法在西夏语中才有。挖掘这类文化词，对研究了解山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史大有帮助。

　　　　外地人戏称山西人“老醯儿”。“醯”古义为醋，反映了自古及今山西人喜醋、嗜醋、酿醋的特点。山西方言不仅是山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力支撑。

　　　　从汉代开始的方言调查就是与民风民俗、诗歌歌谣的采集记录结合在一起的。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又是民俗的主要承载工具。近年来，由于外来人口激增、本土人口外迁、行政区划变动等种种因素，很多山西民俗濒临消失，只在一些俗语、谚语、歌谣中尚可找到遗存。此外，山西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四大剧种以及山歌、号子、小调、秧歌、套曲等民歌，都与山西方言紧密依存，脱离了方言，这些地方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独特魅力。

　　　　方言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它像基因一样承载着一个地区族群历史演变的图谱，它维系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山西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移民，山西籍移民遍布全国，有的甚至远赴海外。无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还是“走西口”“下云中”的晋商，他们虽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但是“乡音无改”却是传递乡情、表达乡愁的情感纽带。

　　　　方言是不可多得的语言样品，是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是不可替代的乡情符号。我们这代人要把它如实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