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构成中国问题的基本经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依循于“外部反思”，那么这种经验就根本不可能构成。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获得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正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根本任务。

　　今天的议题是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我想，所谓中国学术话语，并不仅仅是去发明或生造一套概念体系，也不是将当代的学术术语翻成中国原来的术语。其本质的核心应当是，中国学术要从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

　　首先，所谓成熟的学术都必须经历从学术状态到自我主张的决定性转折。一般来讲，学术上的整体进展都采取这种形态。比如近代哲学，最初就是在理性神学的框架中逐渐形成的，当时的哲学被称为“神学的婢女”。但是从笛卡尔开始，我们可以认为哲学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近代哲学就在这个时候开端，所以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同样，历史学原先一直模仿它的“长姐”——自然科学，只有到新康德主义时代，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把事实科学和价值科学区分开来，历史学才获得它的自律性。此外，比如政治经济学，一开始的重商主义、货币主义，被称为“经济学前史”，也就是完全处于一种学术上的“学徒状态”，并未获得自身的真正立足点，只是由于配第和魁奈的杰出贡献，我们方能说政治经济学是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

　　当我们谈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时，我认为最基本的，便是从原先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逐步取得它的自我主张。中国自近代以来不断对外学习，学术上基本是处于“学徒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面临巨大的学习任务，主要也还是采取对外学习的方式。所以，尽管情况正在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但中国学术总体而言还是处在对西方学术的巨大依赖中，这是中国学术目前的基本情况。

　　第二，学徒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所谓外部反思，哲学上可以这样来表述：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中去，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种外部反思是学术上的“学徒状态”的一个非常确切的特征。仅仅知道外部反思者，对于特定的实体性内容实际上并无主张，但是他懂得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我们对外部反思的形式其实非常熟悉，它通常就是我们称之为教条主义的东西。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最初也是对外学习的，早期学习苏联。当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对外学习方面走在前列，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且对俄国的经验烂熟于胸，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批学者采取的基本方式就是外部反思，所以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就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其结果当然是一次又一次失败。这意味着他们完全处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学徒状态”中，还完全没有自我主张。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同于苏联，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只是到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才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就此而言，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学术总体上也还处于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一般来说也还是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我的判断是，今天中国学术界的状况，比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时的教条来自苏联，而今天的抽象原则来自西方。外部反思的方式是学术上“学徒状态”确定无疑的标志。黑格尔对外部反思有过清晰的批判，他说：外部反思不仅从属于主观思想，而且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他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的学者叫做“门外汉”。黑格尔认为拿破仑功绩卓著，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天才，但是拿破仑犯过一个错误，“他想把法兰西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我们真得好好想想，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有多大差别？如果我们今天要把美国的制度先验地强加给中国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要言之，我们在学术上多大程度依赖外部反思，我们也就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处于“学徒状态”。要真正能够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从学术上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

　　第三，要从学术上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必须经过“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就此而言，我既不赞同全盘西化的观点，也不认同文化保守主义的看法。自近代以来，对外学习的确始终是我们非常紧迫而繁重的任务，而这正意味着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讲到过：古代希腊，一方面有自己固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面对比它们优越、高明的东方文化，正是由于希腊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才使他们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的繁盛时代。尼采对于希腊文明也有过相似的描述：希腊人一开始面对各种各样的东方文化，包括印度的、埃及的、闪族的、吕底亚的，当时希腊的宗教几乎就是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幸亏希腊人牢记了德尔斐神庙的那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才使他们终于搞清楚了自己的真实需要，从而使希腊人终于获得了文化上的自我主张。“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那时的希腊人既有自身的传统，又面对东方文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是相似的。对中国学术而言，要从“学徒状态”进入到自我主张，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文化，而是要经过“文化结合”的锻炼，在此过程中充分占有外部学术的成果，使自身具备应有的自主成长的生命力，用尼采的术语来讲，即形成一种“可塑力”（plasticpower），从而开创出属于自己的繁盛时代。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术能够进入它的自我主张，因而形成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清楚把握“文化结合”的锻炼过程，并不得不实际地经历这个过程。

　　文化结合的锻炼决不意味着拒绝对外学习，恰好相反，对外学习是绝对必要的，重要的事情在于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前文提到“外部反思”，其问题并不在于对外学习本身是错误的，而是所学并未成为自己的东西，并未化作自身成长的力量。仅仅知道外部反思的学者可以是有学问的，有知识的，但却是缺乏思想的和没头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个个有丰富的学问和知识，我们不能说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对外学来的东西是错的，问题在于他们完全处于“学徒状态”，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没有自我主张。所以，对中国学术而言，关键的问题不仅是学习，而且是要使学来的外部成果转变为能思的和批判的。

　　最后，在上述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来谈谈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谈中国学术话语，也会谈到讲汉语的学术，或者讲中国语的学术。当然，中国学术话语并不仅仅从属于这种形式上的理解。讲汉语还远不意味着形成了中国学术话语。如前所述，中国学术话语的根本前提是从“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的学术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现实中去。有人认为现实是非常轻易的东西，根本无需什么学术的努力。事实上恰恰相反，要深入到中国的现实之中，绝非易事。“现实”概念现在完全被实证主义化了，但“现实”是需要很高的学术要求才可能被揭示的。黑格尔对现实的理解是“本质和实存的统一”。实存就是一般所谓的事实，是可以通过知觉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但现实不仅是实存，而且是本质。黑格尔还说，现实性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本质的东西，不能把握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如何能够说是深入到现实中去呢？所以，非常关键、也非常不容易的是，中国的学术唯有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才有可能构成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海德格尔曾经讲过，重要的是作出关于物自身的基本经验；但如果从“我思”出发，就根本无法构成这种经验。所以我的观点是，重要的是构成中国问题的基本经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依循于“外部反思”，那么这种经验就根本不可能构成。

　　真正的学术，意味着能够正确表述并且真正抓住过程中的实质问题，并能够对它做出正确的理解、把握和阐述。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获得学术上的自我主张，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乃是同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正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根本任务。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学术走出其“学徒状态”，才谈得上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  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