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儒家中，从孔子到荀子，中间历经的两百多年时间，正好处于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高潮期。此时，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统一战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诸侯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已相当密切乃至彼此依赖。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天下的统一既有了物质条件，又有了强大的民意基础。而各诸侯国出于富国强兵甚或兼并他国一统天下的现实政治需要，纷纷延揽大量的文士以满足治国与攻伐的智谋需求，于是诸子及其学说也就有了足够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其时，“随着过去单纯的明确的秩序的崩溃，随着过去宗族共同体的逐渐瓦解，随着血缘解体后人际关系的日趋复杂，社会秩序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因此，诸子百家基本上就是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重建社会秩序为理论建构的目的。譬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法家的“法”“术”“势”、墨家的“兼爱”与“非攻”、孔孟的仁政与德治，以及荀子的隆礼重法，等等，无不是如此。

而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以伦理为基点和中心的伦理型政治哲学，其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是相融相通的。伦理型政治也即王道政治，其特点是任德不任力，依仁不依霸，强调以德服人，以仁、礼治天下。这种伦理本位的政治思想产生于人类主体意识和民本观念的觉醒。中国从夏、殷到周，人的思想意识从尊天、尊神逐步发展到尊人，治国理念也从重刑罚、轻仁德逐步向轻刑罚、重仁德发展。如《礼记·表记》所指出的，“夏道尊命”，教人敬畏天命；“殷人尊神”，教人尊崇神灵而相对轻视礼乐；“周道尊礼尚施”，教人以礼，导人以德。周代社会文明已具有了较强的人文理性精神，仁德意识明显提高，统治者尤为重视以德治国。西周初期，辅助周成王摄政的周公旦便总结前代治国的经验教训，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他认为，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就“不可不敬德”，唯有“疾敬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有德之主，并将“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以己之德劝民怀德，才能化成天下，使社会和谐平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旦还制礼作乐，建置了体现这种德治精神的新的礼乐制度，以之作为“敬德保民”的辅助手段。

最早系统地将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的则是孔子。孔子深入总结了夏、殷、周三代的治国思想和经验，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要施行德政，就自然可以远者来近者亲，受到全天下的拥护。而且，孔子还将施政的过程与统治者的德行修养完全结合起来。其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孔子亦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因此，他郑重告诫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孔子看来，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在为政中是至关重要的，统治者只有具备了仁德，贯彻忠恕之道，才有资格为政，才会受到民众的诚心拥戴。孔子的仁政精神在《大学》《中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中庸》有载：“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这“九经”既是政治原则，也是伦理原则。

到了孟子，则为仁政找到了自然善的人性依据，从人的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感入手，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内化为人心的自觉选择。孟子明确提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天然性善，生而即有“恻隐”等四端之心。所以，“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而能否真正贯彻仁政是国家政权存亡兴衰的根本，因此，《孟子》有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伦理道德把握着政治的生命，这是儒家的共识。

儒家发展到战国后期的荀子，关于天下统一与秩序重建的思路则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荀子援法入礼，强调“隆礼至法则国有常”“治之经，礼与刑”，主张治国之道在于礼法并用，以礼为“治之始”，法为“治之端”，兼采儒法两家。但荀子礼治思想的核心要素仍然是伦理，他以礼为“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将律法规范（“法”）纳入道德规范（“礼”）之下，显然只是使儒家政治思想有了制度化的表征，而非有意削弱其伦理色彩。荀子思想的现实主义品格决定了他对先秦儒家思孟一派强调人之善性发掘的理想化思路的扬弃。他基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认识而融合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基于儒家伦理至上的德性主义精神传统而坚持礼乐的象征意味及其对社会的垂范警示意义，以及理性的自我调节对人类行为的控制能力，并以之消解律法制约对人的情感与道德的漠视。因此，儒家的伦理型政治思想到了荀子这里，可以说是作了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总结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及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体说来，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衍化流变，但均具有如下一以贯之的理论特征：

一、人（民）本主义。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仁也者，人也”以及荀子的“礼以顺人心为本”等，都体现了儒家“人本”意识的逐步觉醒，由此亦引发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人在政治生活中对“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视和宣扬。其最典型的则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等重民轻君的说法。

二、实用理性。儒家立论以“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为本，尽管难以立竿见影，但其注重现实事功的实用理性色彩仍较鲜明。如孔子、孟子的仁政与德治虽然较为理想化，但都是针对社会现实展开的理性思辨，而荀子更是典型的“政治实用主义”，其人性思想以及隆礼重法的政治制度设计等就彰显出这一特点。

三、政德与私德的统一。儒家的政治思想是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等表现和贯彻实施的，譬如孔子、孟子对政治生活中“爱人”之“仁”的崇尚，孟子强调人性之善的发掘对政治管理与教化的作用，荀子主张“化性起伪”，注重对个体“礼义”德性的崇尚与追求，都体现出了政治伦理与道德建设的融会贯通。

（作者：冯兵，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01月15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