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二元悖论。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上，自15世纪以来，以西欧为发轫点的全球化逐渐将世界各国纳入到一个基于理性、科技与资本轨道之上的现代化进程，并通过贸易、投资、援助等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深深地嵌入到一起，形成事实上的全球社会共同体。

根据KOF瑞士经济研究所，2019年全球化指数（KOFGI）为63.87，较1970年翻了一番，是1990年的1.6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连通性指数(GCI)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疫情阻碍了人员流动，但同时又刺激了贸易、资本、信息三个指标的迅速增长，因而这一全球化趋势从数据上看仍存在上升的巨大潜力，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并未减退。另一方面，不管是从理念构想，还是从制度建设上看，迄今人类社会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政府和全球伦理共同体，联合国体系本质上仍受制于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政治逻辑，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提供和治理全球公共品时更多地发挥协调、呼吁、组织等方面的功能，但有效性和效率都有其局限性。

此时，全球公共品作为国际社会理解和超越这一全球化二元悖论的重要思想工具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承认全球公共品的存在以及保证其供给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对于促进国家和个人的福利具有核心意义。作为一种概念和思维框架，全球公共品已被广泛用以考察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它既孕育了新世界主义的理念与视角、提供了缓解全球化困境的方法与路径，也由此造就了新的秩序与结构。

全球公共品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从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系列报告后就成为国际政治学界和实践界炙手可热的概念。当时的背景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面对如何以新的话语激发国内公众对于国际治理体系建设的支持时所探索的一种思想创造。如今，对于全球公共品的再次关注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方面背景：

第一，站在全球视域下，世界级挑战日益凸显，系统脆弱性加强，涌现了气候变化-健康-安全-贫困为一体的全球风险综合复合体，人类社会对于共同命运的关注超过以往。一方面，近期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为代表的气候变化灾难、以及以当前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区域冲突等不断加剧，给世界带来极大的风险。根据剑桥全球风险指数(CGRI)，2020年全球整体风险GDP为5840亿美元，占同期GDP总量的1.55%，相比2019年风险指数增加3%，威胁最高的前三类包括自然灾害（占31%）、金融、经济和贸易（占26%）和地缘政治（占24%）。为缓解这些新型的风险和挑战，国际社会也依次开发出了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共同议程，包括近期联合国发布的《下一个前沿：人类发展与人类世界》《我们的共同议程》等，都是人类社会尽可能凝聚全球共识，设置共同发展议程的努力，并通过日益丰富的国际组织网络加以推动和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新世纪后，一系列基于全球共同风险识别、依托国际组织及相关制度建设、以及发展目标和议程设置之上的全球社会共同体正在成型，但同时，这个系统又面临风险日趋复合叠加化、机制日趋多元碎片化、创新日趋局部地方化等方面的挑战，因此亟需发展面对新型全球公共品供给与治理的新型共识、磋商机制、供给与分配的渠道、以及相应的监测评估体系与机构等一系列新机制。

第二，全球公共品的传统供给体系的供给能力和意愿有所下降，新兴主体和机制不断涌现，从而出现了全球公共品体系的多元化、碎片化和低效化的局面。随着经合组织成员自身经济增长的乏力，以及全球挑战的日益增多，再加上新兴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跨国企业、民间组织与基金实力的不断增强，发达国家要求新兴国家、以及通过公私合营(PPP)方式带入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增加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成为负责任利益相关方的呼声高涨，其实质是倡导形成全球公共品供给责任多方共担的局面。事实上，这一局面也正在形成。根据最新统计，联合国会费缴纳前20个国家中，新兴经济体已经达到7个，贡献了23%的会费。而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来源中，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资金首次超过了政府资金。新兴多元主体和机制的出现固然丰富了既有的体系，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供给渠道和供给规则等碎片化的趋势。当前国际社会亟待协调融合多元体系，站在更高、更凸显全球公共利益的层次上建立新型共识，尤其在涉及国际民生问题的气候变化、减贫、卫生和农业等四大优先领域，亟待发掘以新型公共品为核心、吸纳多元主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新型社会组织、跨国企业等参与的制度框架和管理机制。

第三，当前全球公共品体系中出现了地缘政治冲突和新科技快速迭代的双重挑战，这给新型公共品供给的共识构建和制度建设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全球公共品的形成、发展和不断拓展有赖于人类社会共识的产生，在过去五百多年的演化过程中，基于“个人主义、普世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规范性标准不断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传播，成为人类共识的重要支柱，但也始终面临挑战，尤其在新兴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更多地方性和多元性的特色，全球发展进程的加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普遍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张力，但随着经济放缓、发展进程受阻，这些隐藏的争辩又以地缘政治冲突、文明冲突等形式涌上台面，近期这些冲突逐渐蔓延到全球公共品的供给领域，比如前有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后有G7国家领导人峰会，有评论认为，他们各自提出的全球公共品方案在价值导向、规范引导、实践操作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且缺乏有效的对话和协作，从而导致全球公共品体系的碎片化和地缘政治抗衡。

与此同时，不管是全球公共品的筹资与激励方案、生产机制、还是后续分配机制和评估体系等方面都高度依赖于现代科技，但现代数字科技迅猛迭代，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星际移民等新科技不断涌现，这极大拓展了人类社会的想象空间和实体空间，同时也推动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塑，对全球公共品体系产生了本体性挑战。此时，全球公共品的内涵和外延、供给与分配的渠道、激励与治理的机制、融资的方式和路径等也都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公共性，及其紧密相关的全球公共品机制建设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作者：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网-学术频道